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零容忍（全文完整）,供大家参考。
“零容忍”视野下的“性贿赂入罪” 目 前， 在关于《刑法》 修改过程中， 是否应当将“性贿赂”纳入到受贿罪之中， 再次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之一。
毫无疑义， 无论从“性贿赂”的社会危害性方面， 还是行、 受贿者的主观恶性方面， 其严重程度都远远大于一般的钱、 物贿赂， 都应当将“性贿赂”纳入到刑法中去。
但是， 刑罚对社会成员的威慑作用，除刑罚自身的严厉性之外， 更在于违法行为得到制裁的必然性； 换言之， 如果刑罚缺少了对违法行为制裁的必然性， 那么说这样的刑罚不仅不能够起到保护社会安全、 遏制违法行为的作用， 反而会因刑法的虚设而影响到法律自身的公正性、 权威性， 影响到社会对法律的信心。因此， 笔者认为， 只有刑法对于受 （行）
贿罪实行“零容忍”， 将受 （行）贿罪由“数额犯”修改为“行为犯”， 才能够从根本上减少或者说遏制贿赂盛行的局面。
首先， 社会设置公职人员的目的是什么？ 一般地说， 社会设置公职人员的目的， 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公职人员的廉洁性、 不可收买性， 系社会公平正义与正常秩序得以维系的基石之一。
而刑罚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重要手段， 对于公职人员的廉洁性、 不可收买性， 更应当予以特殊的保护：
从程序正义角度而言， 哪怕公职人员受贿的数额再少， 公职人员受贿乃至于与被管理者的不当接触， 也足以影响到程序正义的实现， 影响到公职人员应有的社会形象与权威作用， 影响到公众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与社会秩序的稳定。
因之， 正是公职人员背离廉
洁性、 不可收买性本身就有着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刑法对于这种行为本身就应当予以制裁。
但是， 在现行刑法与司法解释之中， 却将“受贿罪”与盗窃、 诈骗等其他财产型犯罪一样， 规定为了“数额犯”， 即受贿达到一定数额之后才构成犯罪， 才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事实上， 与盗窃、 诈骗等财产型犯罪相比， 公职人员受贿本身就有着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与主观恶性， 这样的规定不仅使得在立法时， 与“罪责刑相适应”刑罚原则相背离； 同时， 正是由于其入罪的条件太高， 增加了司法机关认定罪与非罪的难度， 使得大量的行贿行为不能得以有效、 及时的侦办， 影响到了刑罚在遏制犯罪、 保护社会安全中的必然性， 使得刑罚在减少、 遏制行贿行为中作用大打折扣。
因此， 如果在刑法修订过程中， 将影响到公职人员廉洁性、 不可收买性的行为统统纳入到刑法中去， 使得刑罚惩罚的系受贿行为本身而非受贿到一定的数额， 比如象吃请、 接受小礼品等轻微的行为同样应当规定为犯罪行为而予以刑罚， 既包括“性贿赂”在内的任何影响到公职人员廉洁性、 不可收买性的行为统统纳入到刑罚中去（而不是具体地、 单纯地将“性贿赂”写入刑法）。
这样， 大大降低了 侦办行贿罪的难度， 从而增强刑罚制裁的必然性， 可以有效地减少、 遏制行贿现象的发生， 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与正常秩序的实现。
最后， 刑罚的残酷程度往往作为衡量社会法治水平的主要标尺之一； 虽然因受贿罪对于社会公平正义与正常秩序有着极端危害性，但公职人员犯罪毕竟系犯罪形式之一， 其刑罚的轻重同样系考量我们
社会法治水平的重要指标。
而将受贿行为本身（而不是以数额为犯罪构成要件）
规定为犯罪， 根据“罪责相适应”的刑罚原则， 轻微的受贿行为应当受到较轻的刑事制裁； 但同时， 由于这样可以极大地提高刑罚实施的必然性， 同样可以更好地发挥刑罚以维护公职人员廉洁性、不可收买性的作用， 避免我国传统社会中“治吏”对“酷刑”的依赖程度， 以实现“轻刑治吏”。
只有这样， 才能够更好地在维护官员的廉洁性、 不可收买性的同时， 更好地实现我们社会的文明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