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网络舆情
Ｖｏｌ．２２Ｎｏ．５第２２卷
第５期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Ｏｃｔ２０２０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ｔｓａｎｄ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网络治理专题】新冠疫情的网络舆论生态及其舆情治理唐魁玉黑龙江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摘
要：新冠疫情中的网络舆论生态在全球抗疫的国际舆论之下显现“中国声音”和“中国经验”，由此生成了复杂多元的网络舆情。只有充分发掘人类理性，尤其是中国式治理的启蒙精神，才能更好地实现后疫情时代的生产、生活目标，并探索出一条网络舆情治理的路径。为此，国家公共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构，必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内在需求。解决“疫情社会”出现的问题，要靠“中国力量”的贡献，还要靠“中国声音”背后理性的启蒙实践。关键词：启蒙；新冠疫情；网络舆论；后疫情时代；网络舆情治理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６；Ｇ２０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５４２０（２０２０）０５００３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将数以亿计的人的生活和工作秩序彻底打乱了。在抗疫、防疫的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主流网络舆论的引导和民间网络舆情的影响，被某种特定的网络舆论生态和网络舆情“拥抱”着，“围困”着，甚至“撕裂”着。虽然经过半年多的英勇无畏的抗疫斗争，我国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阶段性成就，但事实告诉我们，还必须好好总结、汲取以往网络舆情治理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本文试图以“当下的启蒙”这一视角来深入描述和分析新冠疫情前后启蒙是如何显示出其伟力来的。启蒙的理性精神和判断力的运用，促使疫情、舆情二元互构中的国民受到普遍教育，接受人格的洗礼和意志的锻造。我们会继续以启蒙之名来对新冠疫情的网络舆情进行审慎的社会治理。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１２
本刊网址：ｈｔｔｐ：ｙｓｋ．ｎｊｕｐｔ．ｅｄｕ．ｃｎ∥ｎ作者简介：唐魁玉，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网络社会学、媒介社会学等。基金项目：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项目“智能社会的心理建设与情感治理研究”（ＰＨＱＱ２０１９７３）；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质量理论视野下的网络美好生活指标体系的建构”（１８ＢＳＨ０３２）
篇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网络舆情
第11卷第12期2020年06月Vol.11No.12June2020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研判及应对措施贺子桐?马晓琳?李艳文（辽宁科技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鞍山
114051）摘?要：本文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研究背景，阐述相关网络舆情发展现状，指明社会公众恐慌、政府公信力不足、商业利益驱使、国外敌对势力渗透是新冠肺炎疫情负面网络舆情传播的原因，提出通过科学传播信息、提高政府公信力、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加大网络监管等手段正向引导负面网络舆情发展，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关键词：新冠肺炎；网络舆情；成因；社会治理中图分类号：C912.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883（2020）12-0009-03一、引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发展，网络已经成为个人情感交流、发表意见、释放情绪的重要工具，网络媒体已经成为当前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相对于传统的媒体，网络媒体具有更快的反应速度、更庞大的信息加载数量、更广阔的信息传播范围，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网络舆情作为一种以网络媒体为平台的社会舆情，是社会公众对现实热点或焦点问题发表的具有明显倾向［1］性和较大影响力的观点和言论。沈阳（2018）在研究中指出，当社会公众对某一事件的议论发展到一定热度，并外化到公共网络中，就形成了网络舆情。王心［2］瑶等（2018）指出，网络舆情是指在传统舆论传播的基础上，社会公众通过各种互联网载体对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或事件所表达出的态度、观点、意见及［3］情绪的总和。LanYuexin等（2020）通过采用优化后的人口增长模型探究了网络舆情的变化情况，分析了网络谣言对网络舆情信息量影响的潜在机制和网络［4］舆情信息量的发展趋势。李静等（2020）从演化过程多元化方向出发，表明网络舆情在演化过程中存在多元主体，政府、媒体、网民和事件本身对整个网络舆情的走向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媒体时代，当舆情发生之时，政府相关部门如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监管，就可以动态掌握舆情走势、引导舆情发展方向，进而抑制社会公众的消极情绪，反之，政府则处于日期01.1901.2001.2101.2201.2301.2401.2501.2601.2701.2801.29PC+移动端指数5,50355,144100,16797,463162,438145,749159,828148,072120,651112,449100,916日期01.3001.3102.0102.0202.0302.0402.0502.0602.0702.0802.09PC+移动端指数733,321902,431371,909409,303485,286506,917503,597580,704324,638660,20458,793被动状态，当出现各方舆论力量会一拥而上的网络舆情现象时，可能出现舆论的变焦与转换，甚至产生网络负面舆情，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2019年12月，湖北省武汉市出现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感染性肺炎病例，并迅速传播蔓延至全国。面对日益增长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字，全国人民陷入恐慌，与此同时，媒体全面爆发网络舆情，网络负面舆情也随即出现。网络负面舆情的散播容易激发社会公众的非理性情绪、引起危及社会的群体行为等，对政府管理与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为此，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发展、网络负面舆情的出现及传播原因，明确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负面舆情的正确引导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发展（一）公众关注度2019年12月26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发现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国家卫健委于当年12月30日开始统计病例，确诊病例的大幅迅速增长受到全国人民广泛关注。短短一个月时间，新冠肺炎从武汉市蔓延到全国，新闻媒体从每日更新感染病例到每小时更新感染病例、疑似病例人数。此时网络成为播报事件的主流途径，百度以网民搜索量为数据基础，以“新冠肺炎”为关键词，经搜索频次加权计算出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网络搜索指数，如表1所示，由于数据来源的不同，搜索指数分为PC搜索指数和移动搜索指数。日期02.1002.1102.1202.1302.1402.1502.1602.1702.1802.1902.20PC+移动端指数157,513134,825125,582135,356112,80573,83783,82492,75682,25578,42382,948日期02.2102.2202.2302.2402.2502.2602.2702.2802.2903.0103.02PC+移动端指数87,12068,93469,12592,30685,85789,22783,40377,55763,56159,30178,261表1??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网络搜索指数（2020年）基金项目：本论文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AJL001、L16BJY011、L18AJY001；辽宁省教育厅软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LNZD07、2016FRZD03；辽宁科技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6RC01、2016FR01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基金课题从2020年1月19日起，以“新冠肺炎”为关键词的搜索指数从0跃至5503，截至1月末，搜索指数高达902432。对该网络搜索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结果显示网络搜索指数呈倒“U”形态势。依据高旭东等人［5］（2019）的研究结果，舆情会历经预热期、高峰期、回落期3个阶段。从新冠肺炎疫情网络搜索指数可以看出，2020年2月10日起，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舆情已经进入回落期，网络舆情的“长尾效应”开始显现，社会公众对新冠肺炎感染人数的关注度转到治疗效果、治愈人数等等，并持续关注。（二）网络热词图谱分析百度指数、清博大数据分析显示，2020年1月20日至1月26日新冠肺炎疫情高发期，网络舆情的热词中心为“新冠肺炎”，按照热词图谱相关性由中心像四周递减的规律，社会公众关注度高的热词依次为“新型冠状病毒症状”“新冠肺炎最新消息”“新冠肺炎传播途径”（如图1所示）。布“张家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部防控指挥令第1号”；更有甚者在疫情初期谣传武汉因新冠肺炎已死亡数十万……这些人为制造的网络负面舆情极大地引发了公众恐慌，扰乱了社会秩序。“防治类”网络负面舆情主要是通过网络传播毫无科学依据的新冠肺炎预防或治疗方法。例如，“钟南山院士建议盐水淑口预防病毒进入体内”“喝板蓝根、双黄连口服液可预防新冠肺炎”，还有人在微信朋友圈兜售某公司生产的单价150元的可用于在家自行检测新冠肺炎的试剂盒……导致超市、药店门前深夜排起长队，全民疯抢谣言中的药品。“民生类”网络负面舆情主要是通过网络传播诋毁、恶意中伤我国各级政府的不实言论。例如，2020年1月26日镇江市汤某在其微信群内发布“新型肺炎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被传染带出来的”，2020年1月27日自贡孙某在微信群内发布“此次疫情系解放军传播病毒导致”等谣言，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图1??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热词图谱（三）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负面舆情的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刚发生时，由于社会公众对疫情现状不了解、感染途径不明晰、感染后症状不自知，陷入了恐慌、无助和好奇之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社会公众渴望获取疫情相关信息的心理，通过传播网络负面舆情来提高个人的关注度和粉丝数量，影响网络环境的和谐。截至2020年2月16日，我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事件辟谣已经多达上万条。相关涉事人员已经被依法拘留，其散布的不实言论也被澄清。反观新冠肺炎疫情高发期的网络负面舆情，大体可以分为现状类、防治类和民生类3种。“现状类”网络负面舆情，主要是通过网络传播毫无根据的新冠肺炎确诊（疑似）病例数量及行程。例如，2020年1月24日宁波陈某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此人从武汉携带大量病毒回慈溪，望大家转发”的文字和照片；2020年1月27日张家界郝某在其微信群内发10三、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负面舆情传播的原因（一）社会公众的恐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全国各地交通受阻、物流停滞，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用品紧缺，确诊（疑似）病例迅速攀升，引起社会公众极大恐慌。在基本生存需要难以保证、未来的预期又不明确的情况下，人们难免感到迷茫，情绪容易激化，社会公众激化的情绪和疫情时期的社会现状为网络负面舆情的传播做好了铺垫。社会公众对新冠肺炎的负面网络舆情很容易相信和盲从，进而衍生出不满、怀疑甚者诋毁政府的行为。（二）政府公信力不足如今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也逐渐显现。不断被揭露的以权谋私、失职渎职、作风粗暴、贪污腐败等事件让部分民众对政府产生抵触情绪，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例如，新冠肺炎疫情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第11卷第12期2020年06月Vol.11No.12June2020期间，作为确诊人数仅排在武汉之下的黄冈市，其卫健委主任唐志红面对中央督查组和央视记者的询问知之甚少，无从回答；央视记者探访武汉市红十字会仓库遭到保安阻拦，线上1200万网民观看的直播被迫终止等，都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政府公信力不足的情况下，社会公众难免质疑政府，负面网络舆情自然掌控了社会公众的思想。（三）商业利益的驱使随着互联网时代自媒体的发展，信息的传播方式和途径日益增多，微博、论坛、博客、微信、QQ、快手、抖音等网络平台层出不穷，社会公众的表达欲和表达权得到了空前的满足。网络平台在信息传递领域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竞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为了在互联网平台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个别信息发布者通过互联网平台故意杜撰“花花新闻、事情真相”等负面网络舆情，热点问题夹杂着谎言，利用社会公众科学知识的匮乏和网络从众心理来传播负面网络舆情，以期吸引社会公众的关注，增加粉丝数量，进而带来商业利益。（四）敌对势力的渗透面对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国外敌对势力不甘罢休，通过外网等渠道宣扬社会热点问题和敏感事件的负面言论，诋毁中国政府，以期激发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经常有境外IP登录微博发布虚假信息，以期引起共鸣，利用引起不明实情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和同情心扩大负面网络舆情的传播宽度与广度，破坏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四、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正向引导建议（一）科学传播信息，提升社会公众恐慌免疫力新冠肺炎造成的社会恐慌主要是因为疫情已经威胁到个人的生命安全，社会公众为寻求自身保护而产生的应激反应，本质是由于社会公众对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掌握不全面、不及时，以及相关知识的匮乏。为此，政府部门应该把握主动权，及时准确地捕捉社会公众“热搜话题”，利用主流媒体先声夺人，正面宣传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信息，澄清谣言，正向引导网络舆情的发展，同时广泛开展线上线下的科学知识普及和教育活动，使社会公众能够正确审视接收的信息，将科学真相当作武器，批判负面网络舆情的消极言论和伪科学，提升社会公众恐慌免疫力。（二）建设政府信用问责体系，提升政府公信力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政府想要做到令行禁止，就必须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提高社会公众的信任度。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负面网络舆情正向引导的关键是真相的公开、公正、公平。政府各级领导应带头接受媒体采访，表明立场态度，发出权威声音，其公信力显得尤为重要。为此，需要建设政府信用体系，完善政府失信追责机制、加强民心工程监督，并通过政府信息平台公开领导干部不履责、行政承诺不兑现等数据，对失信于民、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政府各级工作人员予以严惩，将领导干部的任用与奖惩建立在完善信用问责体系之上，以期提升政府公信力。（三）完善网络相关法律，切断负面网络舆情利益链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负面网络舆情滋生蔓延，既有针对公共事件的捏造，也有对政府、个人的诽谤，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负面网络舆情之所以肆无忌惮，与网络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密不可分，加之负面网络舆情的制造和传播者蓄意炒作，试图达到出名的目的，再通过所谓的“网红效应”牟取商业利益，提供了负面网络舆情传播的土壤。为此，政府建立健全相关网络法律法规，使负面网络舆情不能置身于法外之地，对于非法网络获利，要利用法律手段切断其传播的利益链；同时各网络平台应启用网络实名制和社会公众自律监督制度来加强网络信息的监管，通过建立社会公众举报奖励机制来压缩负面网络舆论的生存空间。（四）加大网络监控，阻截国外敌对势力信息传播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外敌对势力发布大量的所谓“真相”和“事实”等相关信息，试图吸引社会公众广泛关注，进而扩大事态影响，向党和政府施压，企图引发对社会和谐稳定带来极大威胁的群体性事件。为此，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微信、微博、QQ等网络平台的监督检查，争取第一时间发现国外敌对势力恶意传播的负面网络舆情，尽可能将其消除在萌芽状态，并及时查清负面网络舆情的制造者和传播策划人，为政府的惩处决策提供事实依据。同时，删除国外敌对势力涉嫌发布的敏感、鼓动性的言论，防止事态扩大，最大限度阻截国外敌对势力恶意散布的带有政治倾向性的网络信息。五、结语网络舆情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协助国家审查各地政府的工作态度，对政府管理起到了良好的监督作用。自2019年12月武汉市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新冠肺炎相关信息成为网络舆情的关注热点。与此同时，一些扰乱社会和谐稳定的负面网络舆情也滋生蔓延，导致社会公众不满情绪高涨，给政府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所以，通过科学传播信息、提高政府公信力、完善相关网络法律、加强网络监管等手段正向引导负面网络舆情发展，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参考文献：［1］
沈阳.网络舆情的三种结束模式［J］.青年记者，2018（19）：4.［2］
王心瑶，等.社会媒体下H7N9事件网络舆情演变与比较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18（9）：1232-1235.［3］
YuexinLan，ZhixuanLian，RunxiZeng，DiZhu，YixueXia，MoLiu，PengZhang.Astatisticalmodeloftheim-pactofonlinerumorsontheinformationquantityofonlinepublicopinion［J］.PhysicaA：StatisticalMechanicsanditsApplications，2020，541.［4］
李静，等.网络舆情热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0-2018年10600起舆情事件的实证分析［J］.新闻界，2020（06）：40-48.［5］高旭东，等.网络舆情视角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析——以长生疫苗事件为例［J］.武汉轻工大学学报，2019（06）：91-95.作者简介：贺子桐（1996—），女，辽宁鞍山人，研究生，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创新管理，宏观经济政策。?马晓琳（1979—），女，辽宁鞍山人，研究生，管理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创新管理，宏观经济政策。通讯作者：李艳文11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篇三：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网络舆情
媒介观察从新冠肺炎疫情看当下网络舆情应对新变革潘维华1，林静2，孙秀芸1（1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管理服务中心
办公室，2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管理服务中心
基层卫生服务指导办公室，山东
济南
250014）摘要：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网络舆情也随着疫情的发展跌宕起伏。超10亿条有关新冠肺炎的信息，形成了强大的疫情舆论场。长时间的停工停产，使人们有了更多关注和参与舆论的时间，随之也出现了信息质量参差不齐、新闻真假不明等舆论现象。针对上述情况，本文在新媒体时代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环境之下，总结医疗卫生领域舆情应对和管控的几点经验，以供行业内外参考。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舆情应对；医疗卫生；新媒体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883（2020）19-0140-02在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设备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速度快捷，民众获得信息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网络信息的爆发式增长和舆情管控上存在一定的偏差，给了个别别有用心之人肆意散布虚假信息的机会，他们故意制造社会恐慌、博取关注，在防控疫情的关键时期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应高度认识到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的重要性，注意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同时也要把好舆情管控的关卡，为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全面胜利创造有利于疫后恢复生产生活的舆论氛围。一、疫情期间网络舆情新特点相比传统媒体平台，新媒体随着移动设备的发展而进入高速发展期，网络用户不但逐步弱化了人们对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的使用习惯，甚至连BBS（网络论坛）、网站、博客等网络时代主流平台都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以手机、Pad（平板电脑）、穿戴式设备为介质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开始占领人们的生活，随之而来的，也是人们信息获取和传播方［1］式的根本性变革。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被迫停产停工停学及外出的受限，使得以手机为核心的移动设备变成人们获取各种信息和发表自我观点的主要渠道。由此，这一时期网络舆情也展现出了一些新特点。（一）传播更加迅速在一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随身携带的手机就是最好的发布和传播工具。随手拍、随手发、随手转、随手评，最快几秒钟就可以形成一条完整的网络信息，并通过QQ群、微信群、微信朋友圈、今日头条、抖音等媒体社交平台迅速传播，在短时间内引发舆论关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从前舆情管控遵循的24小时舆情处理黄金时间，如今已经压缩到了［2］4～6小时。（二）信息更加直接网络舆论很多时候没有遮羞布，特别是在内容涉及民生民情民意时，往往会因为信息的简单直白，引发大量的关注。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就会因为个人素质的参差不齐，出现散布谣言、谩骂诋140毁、人肉搜索等不良现象。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期，人们由于过度恐慌，急于自保，少数人开始对新冠患者的身份信息进行曝光，甚至牵连到他们的家人，对当事者及其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三）情绪宣泄更加自由新媒体时代，人们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观点更加方便和自由，也可以获得更多关注。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对于福建某患者违规聚会导致聚集性感染的事件，网友们就进行了网络声讨和批判，而对于在防疫工作中殉职的医护人员，大众除了赞许，更多的则是直接地表达了因前期忽视疫情导致人员损失的痛心和问责。（四）信息偏差更加凸显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国。因为发布信息的人员非常繁杂，发布信息的目的和初心不同，信息偏差更加凸显，所以海量信息甄别起来也更困难。因此，在疫情最为严重的2～3月，今日头条、新浪微博、微信等国内一线的媒体平台都在第一时间开辟了“疫情辟谣”专栏，对疫情谣言进行持续性的澄清和处理，尽最大努力确保大众获取信息的准确和真实。（五）发布源更加隐蔽复杂随着网络安全工作的加强，从技术上来说，大多数舆情发布的源头和渠道都可以查清，但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讲，在海量的信息里，彻底追根溯源存在一定难度，这就意味着很多普通网络舆情的发布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这样的隐蔽也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舆情管控的难度［3］。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少居心叵测的境外信息混入，企图搅乱我们的防疫信心和决心，虽然及时被查出并予以澄清，但对大众来说依旧是不小的舆论冲击。二、网民画像与传播渠道定位据2020年4月发布的最新《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已经突破9亿大关，手机互联网用户逼近9亿，农村网民增幅非常快。农村和城市互联网普及正在逐步缩小差距。在使用工具中，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9.3%，手机网络新闻用户高达7.26亿，短视频用户高达7.73亿，这一数据是传统的PC端远不可及的。也一数据也意味着网络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第11卷第19期2020年10月Vol.11No.19October2020信息的传播介质在这一阶段已经转化为手机为主。相应的，凡是跟手机相关的APP、小程序、轻应用或手机WAP版网页，都会是新媒体时代的舆情集散［4］地和交通枢纽。其中，短视频等新型传播方式，正在逐渐成为所有传播方式的核心。这些改变，在疫情防控期间被进一步验证。海量的防疫信息并非第一时间展现在广电这样的传统媒体上，而是通过今日头条、微博等开放平台被即刻发布，确保了信息的时效性。而抖音有关疫情和防疫工作的短视频在短时间内突破万条大关，这一数量直至截稿时期还在持续稳定增长中。三、医卫行业在防疫舆情工作的五要素身处医疗卫生这一老百姓高度关注的行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反应和举措不应该是对社会大众舆情的简单回应，更应该是创造一次正能量舆论的机会。本文通过对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疫情期间的信息传播和舆情管控工作进行总结得出如下经验，以供参考。（一）科学布局，机制保障先行疫情发生第一时间，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动预判可能会出现的舆情趋势，把保障工作做在前面，竭力保障工作不出重大疏漏。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及时成立网站技术、网站内容、办公平台、视频会议、云平台、网络机房、网络安全共7个保障值班小组，全天候做好委网站疫情信息发布、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远程医疗的网络联通、每日医疗救治调度视频会议等技术保障工作。为了确保远赴疫情重灾区的工作人员安全迅速搭建“疫情防控视频调度决策系统”，使山东省第一批援助医疗队到达武汉第2天即实现了与省胸科医院的视频互通。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还迅速研发并启用疫情监测直报平、全省疫情监测分析应用系统和病历分析平台，实现疫情信息在线上报、汇总统计，并利用大数据对疫情发展作出科学的预警。这两个平台的同时发力，实现了全省网格化全覆盖，确保了信息报送快、准、实，也大大减轻了委机关相关处室工作量。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迅速的反应和对信息及时公开透明的发布，赢得了上级部门和所辖机构的肯定，也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为后续的各战线联合防疫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不沉默，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疫情初期不明朗的扩散趋势，给大众带来的恐慌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解决恐慌的最好方式就是直面根源，所以首先就是要帮助大众了解新冠，做到科学防疫。对此，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在防疫工作早期，就着手制作新冠肺炎专题2个，发布信息568篇，每天及时整理肺炎疫情动态数据，第一时间推送最新权威资讯70余次，实现了疫情动态和科教内容的双输出。（三）加强与群众的有效互动，保持双向沟通站在行业内的视角上可能会和大众所关注的问题有一定的错位，所以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动打开舆论沟通的渠道，在多平台实现专家与大众互动。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利用健康山东服务号功能，设立发热咨询门诊，搭建山东省疫情服务平台。完成图文和视频对接全省526家医院，覆盖157家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截至2月11日，发热门诊共接入医生3897人，发热问诊人次达20310人次，实现了“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模式，为人民群众提供健康咨询，构筑线上问诊、居家观察、有序就诊抗击疫情的新防线。（四）联合媒体，合作共创良好的舆论氛围面对疫情期间出现的各类影响舆论的不实信息，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作为业内成员，应该借用其他强势媒体的传播力，亮出我们的观点，强强联合巩固公信力。例如，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通过接入腾讯集团的“较真”信息辟谣平台，集中性、及时性、有针对性地展示疫情谣言，并用最权威的观点来安抚群众的恐慌。辟谣平台还开设了群众提问功能，让更多谣言可以以更快速度暴露在阳光之下，也让更多正面而专业的观点能够快递在大众中实现自主传播。（五）内容保持“有趣+有用”新媒体一直遵从“有趣味、有价值和有话题”这三大原则，但新冠肺炎疫情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宜以“有趣”作为基准，不宜将病毒可爱化。针对疫情的信息发布，还是应该以“干货”为主，用动态数据、鲜明观点、可视化内容等形式呈现抗疫进度和抗疫成果，并及时整理和传播抗疫经验，用科学为舆情把关。这里特别提出一点，舆论引导需要高度重视榜样的价值，挖掘抗疫先进人物的榜样力量，会对引导正向舆论大有帮助。四、结语“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是传声筒、笔杆子、照相机，特别是在遇到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特殊事件时，公知的活跃意味着社会意识的发展和提升。但所有的舆论，只有在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大前提下，才能推动社会科学、有序、稳定、持续地发展。但是，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这一复杂时期，我们更要始终不忘主旋律，积极传播正能量。在舆情管控工作中，讲求方式方法，站在大众的立场去想问题、求方法、谋实效，面对问题不能躲、不必藏，力求为大众提供准确高效的信息，安抚大众恐慌心理，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参考文献：［1］
尹明华.大数据时代的报业转型［N］.人民日报，2013-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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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旭，汤海京，丁刚毅.数据科学导论［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74-77.［4］
杜娟.大数据时代对新闻业的影响［J］.新闻研究导刊，2015（15）：5.作者简介：潘维华（1983—），女，山东潍坊人，本科，副编审，研究方向：新媒体编辑。141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篇四：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网络舆情
新冠疫情网络舆情案例
2022年3月以来，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点多、面广、频发成为国内疫情阶段性特点。疫情防控再度面临严峻形势，社情、舆情产生相应变动，在网络舆论场呈发酵态势。净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络舆论场，对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屏障、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要主动出击，对内加强正面引导，对外澄清谬误，展开有效舆论攻防，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络舆论场主动仗。
一、准确把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络舆论场特点
2022年3月以来，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疫区舆论场域由点向面迅速扩散至整个国内网络舆论场。
（一）涉疫舆论高速震荡，对冲趋势明显
疫情变化快，诸如“封城”“捐赠物资被扔”等舆论热点在短期内爆发式出现，多种声音激荡，舆论场压力陡增。最为突出的是，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曾一度遭受攻击。疫情反扑削弱公众信心、耐心，部分不明真相民众被带节奏，网上有人开始质疑我国防疫方针、政策和措施，对抗疫大局造成一定干扰。
与此同时，“纸箱方舱”“武警接管社区”等“猜测式”“断章取义式”谣言此消彼长；一些自媒体为博流量进一步放大谣言，公众焦虑情绪蔓延，疫情下的信息传播呈现“后真相”“后权威”等表征。在疫情反复和谣言、恶意中伤等负面舆情信息的多重夹击下，有的官方发布效果被削弱，先谣言再辟谣的发声模式导致舆情管控被动，舆论场对冲明显。
（二）精准抗疫遭遇信任危机，舆论反噬效应显现
在与奥密克戎的攻坚战中，网络上区域间抗疫模式的比较常常引发舆论场域混战；权威信息发布与公众需求的“时间差”加深了一些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隔阂；医患矛盾、地域矛盾等不断由线下传递至线上，再波及更广范围的线下。
此外，本轮疫情防控过程中“核酸检测机构资质被质疑”“健康云瘫痪”等事件，使民众对相应主体的应对态度、能力水平产生质疑，乃至别有用心者全盘否定“科学防控”等抗疫措施，使有的地方政府遭受信任危机，成为舆情拐点。
（三）舆论攻击裹挟政治外衣，意识形态之争图穷匕见
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初期，凭借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得到迅速有效遏制，而强有力的防控措施却沦为敌对势力大搞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工具化的“政治话柄”，诸多抹黑中国政府、破坏全球抗疫大局的话语陷阱甚嚣尘上。这期间，随着疫情反复，反华舆论由外倒灌国内愈演愈烈，导致有的网民偏听偏
信，甚至出现质疑国家体制的极端言论。疫情之下的意识形态斗争由政府层面的舆论博弈渗透进民间舆论场。
二、充分认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络舆论场复杂局面
本轮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引发的舆情，诸多迹象表明，有敌对势力利用惯用伎俩，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有组织、有预谋的网络诱导和煽动。
（一）“浑水摸鱼”，含沙射影指责，削弱政府公信力
党中央确定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已经得到实践验证，却屡被质疑，不难看出海内外反华势力舆论造势的踪迹。疫情期间，美国通知驻华某疫区领事馆相关人员“自愿撤离”，后又变为命令“强制撤离”，并向有旅华意愿的人员指出“谨慎考虑前往”。上述一系列动作，以“爱护美国在华民众生命健康，尊重民众个人意愿”为包装，却难掩将疫情问题政治化的本质，含沙射影指责中国防疫措施无效，剑指问题根源来自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继而诱导社会群体情绪走向焦虑。
（二）“离心挑拨”，造谣歪曲事实，误导民众判断力
本轮疫情期间，一博主在某社群自述“去加拿大留学却在机场遭剪护照”。此消息经过境外反华媒体炒作演变为“中国要与国际脱钩”，倒灌至我境内社交平台引发舆情。2022年5月13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澄清该消息为假消息。由此可见，“停办护照、绿卡剪角”是对我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出入境管理政策的极端化曲解，其用心极其险恶。
（三）“里应外合”，误导网络舆论，消减民族凝聚力
在落实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过程中，个别地方存在地域性暴发、蔓延外溢、基层应对混乱等情况，敌对势力趁机误导网络舆论，对我抗疫政策进行污蔑。如“@木木Crow”以上海市民身份发布“无家可归，民房被征用，露宿街头”微博，“@茶壶金鱼”发表“可不能什么都怪疫情”等阴阳怪气的言论，“@石原里美德州分美”网上攻击防控政策，后期IP归属地标注显示，分别来自中国台湾和加拿大、美国。上述言论，如不经甄别，势必破坏我民族凝聚力。
（四）“煽风点火”,极力鼓吹躺平，破坏社会稳定力
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高峰期，网友“腰里别块砖头”在知乎分享自己接了一个显示归属地为美国的电话的经历，电话中对方以其监听我国某市政府的内部会议录音为借口恶意扩大和炒作“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造成不可控的严重民生问题”，不少网友反馈自己也接到类似电话。由此可见，疫情背景下，敌对势力公然抹黑中国，勾连呼应鼓吹“躺平”，对我防疫方针进行解构和误导，诱导民众将线上的情绪宣泄转为线下群体事件。盲目抢囤生活物资、拒不配合封控隔离、造谣传谣哄抬物价等少数极端现象，使社会矛盾存在激化风险，对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
三、精准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络舆论场舆情管控举措
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络舆论场主动仗，必须优化舆论攻防策略，化被动为主动。
（一）着眼全局、整体发力，组织正面引导
当前，国内外斗争严峻复杂，疫情深刻影响经济、民生、政治、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内外压力同时增大，应注重统筹舆情管控大局。在疫情维度治理舆情的同时，从政治、文化等更高维度对公众进行有力引导。从培养“四个自信”着手，深刻阐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展示我国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以此巩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
注重精准施策、未雨绸缪。政府和媒体加强密切协作，官方媒体嵌入疫情防控工作全流程、各环节，做好舆论斗争取证工作。及时准确发布疫情最新消息、最新数据，加强对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的宣讲解读，提升传播到达率。对民众关切的热点问题及时回应，提升信息透明度，缓解民众恐慌情绪。
（二）主动筹划、塑造态势，发起舆论反制
针对敌对势力抹黑、搅局行为，应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舆论反制，采用合纵连横的传播方式。在病毒溯源等问题上加强科学界声音，及时发布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科学论断，强化于我有利的舆论统一战线。围绕某些美西方国家“针对一种病毒，采取两种标准”的双标政策，以及其反人类的卑劣行径等，引导国际社会聚焦真相，戳穿“中国是病毒源头”的舆论陷阱，争取更广大中间派国家的舆论支持，呼吁通过全球治理实现全球疫情有效防控。
（三）快速反应、有效作为，管控负面信息
网络用户身份混杂、思想多元，发言门槛低，容易导致不利于我的舆情信息的爆炸式、病毒式传播。因此，要加强社交媒体平台舆情监控，网警、网监、网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优化算法等技术手段，提升监管的前置性、准确度和执行力。目前，微博、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平台已全量或逐步开放“IP归属地”功能，为维护真实互动的社交媒体氛围提供了支撑。
同时，国家网监部门要综合运用技术、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适时开展清网行动，进一步完善负面舆情应急预案，构设辟谣、有害信息清理平台，对歪曲抹黑我抗疫相关有害信息、谣言、不实信息等传播扩散进行有效遏制。此外，要优化应对负面舆情的策略，把握受众心理，对恶意、有害信息，配合制裁措施，进行有力抨击。
篇五：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网络舆情
社会治理党政干部论坛传播学视域下的重大疫情舆情引导与网络信息治理"—以“C0VID-19”新冠肺炎疫情的处置为例—o张文宇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政
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考验的是我们应对危机的能力和在复杂
困难条件下的国家治理能力。从传播学的视角看,
过体发布彼信息，信息以好、图像、音频、视频等虚拟形式在网络上大量交织。公众通过手机、电视、r?、电脑等渠道，获取相诽息，了解疫iww
这次疫情应对暴露出信息传播者素养不足、传播内
a?,自断、选择、参与信息的发布、评论与转发,
在满足自身信息需求的同时,不断表达困惑和不解，把
个体信息汇入网络公众信息。容对接不畅、报道失真、信息接受者真假不辨的诸多
短板和不足，对政府如何做好信息多元社会的舆论
弓I导和网络信息处理工作,带来了不少警示和思考。
各级政府和党员干部必须直面问题，迎难而上,有的（三）
网络信息泥沙俱下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网络媒体中由于
把规的脱觥筛am信息的质量良鮮齐、真针对此次突发公共琏郭牛辭社
放矢，提高在重大疫情处置中舆情引导和信息控制的能力,不断提升社会精细化治理水平。一、深刻认识疫情应对中的舆情和网络信息特征
和激#?听鹹
捕风理,频繁发声,少数网络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接牵涉民众的生命安全，信
息的不对称，会导致政府和民众的行为对立与心理冲
v为取得高点击輛強纯不雌舸删范和道
德准则,恶意传播不实信息,造成公众的极大恐慌,各
突。政府需要科学认知疫情中的舆情规律，有效引导
社会舆情，精准治理网络信息，满足公众的信息期待。种信息噪音和杂音干扰着政府的权威舆情引导。以美
国为首的夕陪p敌对势力更是以疫情信息公开为借口，打
着"言论自由”的幌子，通过互联网大肆对我国进行政
（一）
舆情影响范围广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舆论高度关注，其中的关键舆情信息，不但影响大众的心理,还会影响社会
治渗透和信息霸凌，对中国政府疫情处置和舆情引导
横加指责,也对部分社会民众的心理带来了不小的负
的稳定，影响经济发展。新冠肺炎疫情所涉及的医疗
卫生知识专业性很高,触及到多数公众的知识盲区,
面影响。（四）
舆情走势复杂多变人们往往会产生恐慌心理，行为一时不知所措。如
果政府权威信息发布不及时,不能释疑解惑,疫情谣
言极易产生并传播,会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影响，致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往往存在信息焦虑。
如果政府的信息发布不及时、信息传输效率低、信息
发布针对性不强，公众和社会情绪容易被单一事件
操控而变化剧烈，难以把控。公众借助网络自由高
效、方便快捷的传播特征，就热点话题在个人社交媒
使对疫情处置、大众行为选择、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都
受到影响,甚至在网络发酵，影响政府的形象和声誉。（二）
网络舆情发展迅猛体账号上接连发声并激烈讨论，从被动的信息接受
社会信息网络化是当今时代特征之一，网络信息
者成为信息的原始采集者、制作者和传播者,次生舆
情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原始信息，给整个社会带来
新的不确定因素。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在政府的权威信息之外，妙数人将新as市炎;m传播贴上地
歸匿名、草根、裂变传播的#tE,加之突发公共独
事件与身利益的相关曲艮高，会在不同群体、多
种载体工具中相互转发传播，使得相关舆IWMm
※基金项目：2020年湖北省党校系统科研合作课题“传播学视域下的重大疫情舆情引导与网络信息治理
研究”。262021年第1期域标签，人为制造对立隔阂，增强了政府信息疏导和
社会治理的难度。（五）舆情治理难度较大危机事件与危机舆情相伴而行却又并非同生同
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发展存在潜伏期、爆发期、平息期不同阶段，舆情引导需要把握各阶段的舆情
特征，先声夺人，占据制高点，最大限度压缩谣言和
流言的生存空间。除此之外，新冠疫情还需要专业
的信息发布者，准确推送符合受众期待的舆情引导
内容,选择形式多样而又高效管用的传播载体，还要
依据受众反馈、社会舆情焦点变化,适时调整弓I导策
略，舆情治理的专业性较高,难度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公众的不以为然或过度恐慌都会增加舆情引导
的难度,使政府面临更加严重的舆情治理危机。二、科学厘清疫情应对中的舆情和信息管控风险
重大疫情的产生往往原因多样，处置过程曲折
复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特定事件的个体特征与社
会的日常矛盾、民众的心理诉求相互交织,政府舆论
场和民间舆论场相互激荡，政府舆情应对的风险和
难度增加。（一）
从传播者角度看，素养不足带来沟通风险传播者是信息传播环节的重要一环，其专业性、权威性对良好传播效果的达成至关重要。公共卫生
危机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涉及的是一个
专业性较强的领域，相关传播者应该具备较高的科学
素养和全面的专业理论知识，对社会关心的问题和媒
体报道内容有较为深入准确的了解和认识，能够精准
对接,保证内容客观和真实，被社会大众接受和认可。
对疫情舆情引导者而言，不懂卫生和新闻工作规律,
信息沟通准备不足都会造成信息俺不畅甚至失误,
引发舆情风暴。此酸情中,部分党员刑媒体素养
不够，对突发事件的媒体沟通规律不甚了解,在面对
媒体时准备不足、能力不足，回答问题不准确、不具
有针对性,在公众中留下不好的印象,对整个疫情的社会动员和沟通产生了不利影响。（二）
从传播内容来看，对接不畅带来信息焦虑
传播信息的质量对舆情引导效果起决定作用。舆情引导是一个传播者和受众双向沟通的过程，信
息缺位或错位都会弱化引导效果。在本次疫情中，部分媒体在信息的价值传递上过于生硬，有关部门
信息披露不及时、对民众关切的非正面或迟滞回应
以及网络空间的治理不力，都使得网络信息传播效
果差强人意。如有关部门在疫情初期，出于社会稳
定和安抚民众的考虑,拖延发布重要信息,致使部分
信息披露延迟，并且相关部门在疫情网络舆情已被
点燃后，依旧没有完全满足民众对疫情的信息公开
社会治理需求，致使政府“失信"的危机开始萌发，为舆情反复
和难以平息埋下“隐患”。（三）
从传播手段来看，社交传播带来信息混杂全媒体时代的生态和传播手段是全息传播，多
种媒体形态相互交织，话语表达的突出特点是多元
话语，这同时会带来信息的浅层化和碎片化，哗众取
宠的话题和具有煽动性的极端情绪言论不时涌现,
越来越多的疫情信息传播致力于用新的慎相”代替
旧的“真相”，追求震惊效果和眼球效应变得司空见
惯。事实上，移动自媒体和强社交时代的网络信息,
真假难辨,良莠不齐，相当一部分没有经过社会管理
系统过滤，在不断的转发和传递中，信息的真实性逐
步衰减,传播者的主体意识消失,不断地按照网民期
待加工信息，还有别有用心者的低俗恶意炒作,甚至
是借疫情之名实施网络犯罪行为，都会对主流信息和
信息的传播形成助，对确的信息选择造
成阻碍。（四）
从接受者角度看，群体情绪带来信息失真信息传播流程中，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并不是被
动的个体，他会依据过往经验和社会情绪来选择信
息、信息、接受信息。民众切获取信息的心理需
求如果无法得到及时满足，就极易受到相关小道消息
和网络谣言的影响，甚至因网络上的个别信息产生非
理性的应对方式,催生或放大网上舆情,乃至舆情反
转，导致政府前期舆情引导效果消失殆尽。此次新
冠肺炎疫情中，“垃圾车运猪肉”和“小区生活物质A、B套餐”等舆情在网络上都形成了较高社会关注度,
影响冲击着政府疫情应对中的社会动员效果。（五）
从传播技巧来看，报道失焦带来议程偏离传播学效果分析理论提出，信息传播中运用适
度恐惧理论、两面理论、诉诸事实和诉诸情感相结合
的技巧，会有助于提升整体信息传播效果。相反，对
引导主体或客体的过分偏离，以及不重规律和反馈,
单向度的信息传播都会效果不佳。疫情初期，主流媒
体迟迟不发声以及网络发布机制和审查机制的简单
随意，使得谣言开始在网络空间中快速传播。疫情防
控过程中,除政府集中发布的疫情走势外，地方官员
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官僚主义表现，部分地方的过度防
控以及社区服务不到位,慈善机构的低效和特权等问
题引起热议,暴露了疫情中政府基层治理的短板。个
别公知的疫情日记等话题也不同程度成为社会大众
关注的焦点，改变和影响着政府权威舆情引导的节奏,
对政府引导议程的展开造成困扰。三、高效开展疫情应对中的舆情和网络信息治理
重大疫情的舆情发展和信息处理有其自身的特
点和规律,政府和重大疫情处置人员必须认识规律、2社会治理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及时纠正工作中的误差和不
足，不断提升突发事件处置的能力和效果。（—）完善突发疫情应对的工作机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政府部门在
舆情应对机制和能力方面的短板和不足，主要表现
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机制和组织机制
有待完善,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宣传教育不够深入,
人民群众缺乏有效防范的知识和手段，容易产生恐
慌心理。做好疫情中的舆情弓I导和信息处理，要完
善突发疫情收集和研判处置机制，健全疫情发现、收
集、汇总与报告工作制度，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下,
通过全网搜索、精准搜索和实时搜索及时掌握舆论
热点和焦点，完善舆情分析研判和预警机制,提高疫
情总体态势感知能力，完善重大舆情协调联动处置
机制,实现各单位疫情信息报告人制度,切实树立大
宣传理念,扎实构建“大舆情引导”格局,统筹各类社
会力量，在大力加强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宣传阵
地建设的同时，积极协调整合教育、科研机构、工青
妇、科技、卫生等相关部门宣传资源，强化协作，形成
合力，组成体制共融、资源共享、发展共赢的协同阵
容，确保对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发现、第一
时间处置,做到快速反应、有效引导、精准调控。（二）优化突发疫情的信息发布策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风险治理理事会等国际组
织在应对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内的突发风险事
件时，推荐以风险交流原则来开展突发事件的信息
沟通，推动各方对事件风险程度认知和判断形成最
大程度的共识，以此来降低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这也是疫情防控过程中需要开展的重要
工作。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发布，除遵循
一般的信息发布规律外,还需要遵循传播学“适度恐
惧”效果理论,突出科学性、真实性、时效性、互动性
和通俗性要求,既及时回应社会诉求,避免大众对疫
情的过度恐慌,又强调公共卫生传染病的传播特性,
让大众保持必要的警惕。要搭建多元化发布平台，注重政府的权威信息主渠道作用，与主流媒体、主流
商业媒体及相关新媒体平台形成联动，确保政府发
布在突发事件发生第一时间发声，减少公众对相关
信息的误读。建立新闻发布协同机制，依照网络舆
情预警定性和定量两种分级标准，建立不同级别的响应机制，尤其重视建立危机发生时的信息直达机
制，避免流程过长,错失应对舆情的黄金时间。在危
机事件的不同阶段灵活进行舆情的收集与反馈，通
过实时监测、敏感词监测等手段,按照边发布边反馈
的机制，实现同步引导。强化新闻发布的互联网思
维,提高新闻发布时效性和准确性,建立更为严格的28党政干部论坛新闻发言人准入制度,提升新闻发言人的整体素质,
提高政府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应对能力，更好
地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三）
提升处突人员的危机意识传播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涉及全体公民及家庭的切身
利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是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
容。在网络社会深入发展的情境下，如何提升疫情
处置人员的危机意识传播能力，使其在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舆情应对中发挥政府信息的中流砥柱作
用,降低相关舆情和不良网络信息对政府疫情处置
工作的影响，为处突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是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其中的重要环节就是提
高处突人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要不断培养他
们的学习能力，提高其综合素质，增强对社会话题热
点和舆情热度的敏感性，深化对舆论、网络舆情和
信息发布规律的认识，能够在信息的收集、归纳、互
动、发布、反馈方面高效工作，实现为民所想、为党
分忧。以信息为纽带，积极联通政府和公众，有效
开展社会心理疏导。在舆情处置过程中，要有辩证
思维和国际视野,既要按照国家政策法律办事，也要
考虑群众的生活习惯;既要考虑事件本身的处理，也
要考虑其后续发展及影响；既要考虑科学合理处置
突发事件,也要考虑事件造成的国际影响。（四）
精准开展网络信息生态治理网络信息生态是一个多元系统，其治理需要政
府、企业、社会、网民等多方主体参与，共同营造清朗
的网络生态环境。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信息治
理中,需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信息公
开等多种手段，协力共治。要以《网络安全法》为依
据,加大监管力度，警惕故意炒作、制造混乱、误导网
民的不实信息传播,通过多种途径积极辟谣座决遏
制别有用心、混淆视听的谣言和流言,坚决依法制止
网络不法行为，避免群体性恐慌或者社会撕裂。作
为网络信息的传播主体和接受终端，网民要具有信
息意识和社会责任，能对信息真伪、价值、隐私保护
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作出理性判断和理性行为，切不可盲目从众、主观臆断，要文明上网、文明发言,
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做一名网络生态文明的维护者。
在疫情舆情引导和网络信息治理过程中，政府要树
立凝聚共识比单向监管更重要的理念，以高质量的信息供给取代说教，由事后监管为主变为事前引导
为主，在疫情舆情引导中展示更强的信息治理能力，更高的信息供给质量，更深入的价值观传递能力，凝
聚社会共识,塑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宜昌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黄梅）
篇六：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网络舆情
当代思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学生网络舆情引导探析张未利（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福州 350001）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自爆发以来牵动着全国民众的心，与疫情有关的网络舆情也顺势而生。因民众高度关注和互联网传播，以及大学生焦虑、恐慌的情绪、固有的直觉反映和对科学知识认知的局限性等自身原因，导致大学生在疫情期间易受网络舆情影响。混乱的网络舆情会加剧恐慌情绪、影响大学生的行为方式，同时也会打击大学生自信、不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因此做好疫情期间的大学生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冠肺炎疫情为大学生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加大了网络舆情监控和引导难度。高校应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新媒体的宣传育人功能、发挥“意见领袖”的感召作用以及建立健全大学生网络舆情监督和引导机制四个方面着力，探索真正高效可行又顺应“人心”的网络舆情引导应对策略。关键词：新冠肺炎；大学生；网络舆情新冠肺炎疫情自爆发以来一直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众志成城、艰苦卓绝的努力，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但是，当前疫情尚未结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依然面临重大挑战。这是一场人民战争，关乎每个人的命运，可以说人人都不能置身事外。疫情爆发的同时，围绕疫情展开的各种话题引发民众的争议和讨论，经由互联网“酝酿”“发酵”，网络舆情便顺势而生。网络舆情是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阵地，不当的舆情导向会直接影响民众的抗“疫”心理，阻碍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研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时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一些群众存在焦虑、恐惧心理，宣传舆论工作要加大力度，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1]心、暖人心、聚民心，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做好宣传教育和播源、传播途径以及治疗方法等相关的舆情也在网络上层出不穷。自疫情爆发以来，公众心态发生了显著变化。公众心态触发了网络舆论，网络舆论又引导着公众心态，在公众心态和网络舆论之间，媒体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2]。大学生是公众中较为依赖互联网和媒体的特殊群体，他们崇尚自由和独立，敢于发声，心智却又不够成熟，混乱、嘈杂的网络舆情必然会对大学生产生不利的影响。不实的网络言论加剧大学生恐慌情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际，正是往年热闹祥和的中国春节之时。“武汉封城”“禁止聚会”以及提倡“居家防疫”等消息接踵而来，民众难免产生恐慌和焦虑情绪。大学生又面临着“史上最长寒假”，在担忧生命健康的同时，需要完成各项学习任务。毕业生还承受着毕业和找工作的压力。此时不实的网络言论蔓延，更是加剧了这种恐慌情绪。长期的恐慌和焦虑，对大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都会产生不利影响。错误的网络舆论影响大学生行为方式。网络中充斥着与疫情有关的各类信息，真假难辨。大学生轻信错误的网络言论，则易被卷进网络舆情的漩涡之中。若成为错误言论的传播者，破坏高校秩序和社会稳定，甚至被不法分子利用，触犯学校纪律甚至是法律“高压线”，其结果对大学生的成长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网络中弥漫的质疑之声打击大学生信心。疫情期间，网络上出现了不少质疑之声。例如，“武汉社区万人宴”“泉州疫情隔离酒店坍塌”等事件引发了民众的质疑和讨论，围绕“红十字会”的争议带来了许多消极负面的影响。此类质疑之声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大学生对政府和相关机构防疫能力的信任、削弱大学生战胜疫情的信心。混乱的网络舆情不利于大学生价值观的树立。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重大疫情防控正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契机，积极正向的舆情引导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供鲜活的素材。反之，混乱的网络舆情则容易让大舆论引导工作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一项重要任务。大学生群体是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疫情期间，由于他们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群体，也备受民众的期待和关注，然而他们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易受外部环境和舆情影响。因此做好疫情期间的大学生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校应高度重视大学生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积极探索有效的舆情引导应对方法，提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舆情引导的实效性，推动大学生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的影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与疫情有关的言论便在网络上浮现。“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冠肺炎病毒”的消息一出，各大药店和网络平台双黄连便被抢购一空；因医疗物资的分配效率和公平性问题，武汉红十字会引发质疑；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的消息，将网络舆论推向高峰。此外，与新冠肺炎的传056
篇七：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网络舆情
202012新闻传播NewsDissemination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风险传播的特点及启示陈小岑鸟黄勇（厦门市互联网舆情中心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福建361000）【摘要】风险具有社会建构性，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的结合体，现代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在风险建构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风险传播特点的分析，总结出主流媒体、社交媒体、短视频、专家以及网络民意在网络风险传播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关键词】疫情；风险建构；网络传播一、风险的建构性与网络风险传播richBeck）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首次提出了风险社多元，社会矛盾逐渐凸显，社会潜在风险增加。毋庸置疑，人类社会已经进入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风险的一个重要特性在于，它既是哲学意义上的客观存在，也是对于客观环境本身的主观感受与判断，是基于现实被建构出来的一种“构想”，贝克称之为是“一种社会定义”，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的结合体”。作为社会信息传导的中枢，现代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在风险建构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与传统媒体时代的风险信息传播相比，除了信息海量涌现之外，网络风险信息传播的整个过程也变得更为复杂，不再是单向或者一对多的扁平化传播，而是形成了多点发力、纵横交汇的立体式传播模式。网络风险传播具有诸多显而易见的优点，例如低准入门槛使普通公众获得了与专家学者平等的风险定义话语权、即时互动性为风险议题中不同观点的呈现与争论提供了有利的平台、公开性让更多来自于公众的风险感知和风险诉求被重视等。但是从辩证的角度看，这些优势也可能演变成不可忽视的缺陷，例如全民风险建构带来认知混乱、从众传播造成风险放大效应、信息碎片化阻碍系统性风险治理等。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风险传播的特点（一）风险信息传播、更迭的速度前所未有以微信、微博、抖音为代表的微媒体平台在此次疫情风险传播中成为获取信息和扩散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其交1986年，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互性传播模式加快了疫情信息传播的速度。微媒体平台用户组成了无数个网络传播节点，节点之间的连结、转发，在短时间内以裂变的方式创造出无数条传播路径，从而加快了疫情信息在网络上的更新、扩散速度，尤其是疫情暴发后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在微平台发酵后，更是以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快速传播。除此之外，信息传播速度的提升还体现在短视频和网络直播的异军突起，尤其后者几乎是“零时差”将疫情信息传播给公众。例如自1月21日起，央视新闻每天直播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现场发言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同步展现在公众面前；1月27日，央视新闻在新媒体平台发起“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施工现场24小时直播，最多有6000万网民同时在线当“云监工”。高速率、零时差的网络风险传播不仅考验着各媒介发展功力，也给当时整个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二）网络媒介技术赋权促使全民参与风险建构与以往网络围观不同，新冠肺炎疫情涉及公众的切身利益，每个人都深受影响，加上网络平台的低门槛准入和使用方便性，公众在各种网络平台上自由表达，不仅成为疫情风险信息的传播者还成为了疫情风险的定义者，通过发布、转发、评论、点赞等方式，自觉或不自觉被卷入风险“拟态环境”的建构中。疫情初期，由于面对面社会交往的停滞以及对各类疫情信息的极度需求，公众在网络传播中表现出很强的传播意愿，几乎人人都是“风险定义者”。并且公众获取、建构的疫情风险信息因为个体的媒介素养、对媒介的选择、个人经验的不同而产生极大的差异，从而导致个体的疫情风险感知及后续有关的风险传播会理论。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利益日益分化和价值观日趋【作者简介】陈小岑鸟，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博士，厦门市互联网舆情中心舆情信息科科长；研究方向：风险传播、网络舆情应对、网络舆论引导、新闻发布等。黄勇，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传播学博士。4202012新闻传播NewsDissemination行为的差异性也比较明显。例如一线医护人员与普通民众对疫情风险的认知差别，或者那些有过隔离经验的公众在网上进行信息传播时所关注的内容重点肯定与没有过经验的公众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在风险定义过程中，因为面对疫情风险这样带有专业性的议题，普通公众的思考和议论不可能像专家那样严谨、到位，所以他们的网络风险建构大多是经验性的，也显示出很容易受到网络上其他意见影响的倾向。因此全民参与疫情风险建构出现了两种两极分化的结果：一个是各种信息在交汇、碰撞中越来越接近真相；另一个是在传播过程中演变出各种背道而驰的网络流言和谣言。（三）网络和风险的双重影响因素导致情绪化传播更为明显原本网络传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情绪化表达远远多于理性化发言，而面对疫情风险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网络传播中情绪化宣泄和倾诉就更为明显，可以说充斥着整个网络舆论场。加上信息不对称以及部分网络平台对疫情相关信息的情感煽动和偏见强化，网络传播的情绪影响甚至超过了客观事实对人们的影响。与2003年的SARS疫情相比，由于网络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对于风险的感知更为强烈、更为深刻。疫情暴发初期，武汉“封城”、口罩和消毒液等防护物资紧缺、确诊病例不断攀升，种种负面信息通过网络实时呈现在公众面前，加上图片、视频等直接刺激感官的传播形式成为主流，公众不安、恐慌和无措的情绪加剧。到了疫情稳定期，公众进入较为平静的心理修复，此时一些诸如致敬医护人员、社会众志成城等正能量信息的传播又迅速引发公众情感共鸣，形成社会共情效应，起到增强抗疫信心、凝聚人心的作用。情绪是会传染的，尤其经由网络的传播，情绪的聚集和扩散更是呈几何倍数增长，此次疫情信息传播中不少热点话题都是由公众的网络情绪推动不断升温的。例如“黄冈卫健委主任对疫情一问三不知”“武汉红会不作为”等事件中，网民既有哀悼和惋惜，也有嘲讽和愤怒。（四）权威信息与不实谣言在舆论场域内展开力量博弈正如每次公共突发事件都会带来一波网络谣言，此次疫情发生初期，由于对风险不确定性的恐慌、官方信息的缺位和滞后，各种形式、不同内容的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例如“钟南山院士建议盐水漱口防病毒”“解放军将进城全面接管武汉市”“戴多层口罩才能有效防护”等，除了利用知名专家的权威性，不少谣言还借助先进的视频剪辑嫁接技术让公众以为眼见为实、深信不疑，从而积极扩散转发。谣言“重灾区”集中在微信圈群和微博，前者尤为明显，相似的社会背景更容易取得信任并促成转发行为，微信庞大的用户基数为谣言传播形成大的效应提供了最基本的群体聚集，微信自身的闭环式传播特性和强关系“人情捆绑”，为谣言大肆传播、挤占舆论场提供了助推力。[1]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此次疫情期间不少主流媒体，尤其是中央媒体利用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APP，甚至是微信小程序等全媒体传播矩阵来尽量扩大覆盖面，从而压缩谣言传播的空间。例如以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为代表的央媒，在各自的新媒体平台实时更新新闻报道、开设辟谣专栏、进行网络直播等。因此，此次疫情期间的网络风险传播舆论场呈现出权威信息与不实谣言展开较量，争夺流量和人心，以掌握话语权的状况。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全面铺开，从中央到地方的信息公开越来越及时和透明化，“谣言止于公开”，可以说在这场对冲和博弈中，权威和真相跑赢了流言和谣言。三、关于网络风险传播的几点思考（一）从传播源头看，必须重视社交媒体风险信源的预警作用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网络舆情在12月30日开始形成，当晚少部分公众在封闭的社交媒体圈群平台获知并传播这一疫情的传染性和防范措施。第二天上午10时“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冲上全国微博热搜榜单第一名。之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第一财经》、《新京报》等主流媒体进行关注和跟踪报道，公开平台网络信息传播形成一次小高峰。然而，由于当时武汉官方的信息披露不足和对疫情风险信息传播的人为干预，初期的疫情预警信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正如有专家所说：“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本次疫情中，中国实际上错过了早期预警的窗口，从而导致当我们想要启动全国疫情防控时，需要花费数以千倍的代价和资源。”[2]现代社会风险的发生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分散性，风险信息也总是掌握在分散的、不特定的个体手中。[3]而社交媒体因为其极高的普及率、使用率，以及时时在线性和快速扩散性，往往成为风险信息的“第一信源地”。传播初期这些信息可能只在封闭的圈群流动或没有过高的关注度，但是它们一旦成为主流媒体的消息来源，就能在短时间内扩大其预警范围。另一方面，当官方要采取正式预警时社交媒体也是重要渠道之一，如今政府机构、传统媒体都已入驻社交媒体平台，在此开展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来自官方准确、权威的预警信息通过社交媒体分发到用户，然后由用户再次进行二次转发的裂变式传播，能够迅速扩散以实现影响力最大化。（二）从传播主体看，网络风险传播中主流媒体仍具有强大舆论引导力有专家研究表明，在疫情期间，公众对正式传播媒介的信任度远远高于非正式传播媒介，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其中，中央媒体被信任度最高，地方新闻媒体次之，专业类媒体（如丁香园）第三，新闻门户网站第四。[4]此次主流媒体的表现的确可圈可点，尤其是中央媒体，由网站、客户端、微公号、微博、抖音等形成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充5“武汉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感染新冠去世”
202012新闻传播NewsDissemination分发挥了作用，及时、真实地报道关于疫情的新闻事实、提供疫情相关信息以及进行防疫知识的科普等，显示出自身强大的舆论引导力。在网络风险传播中，主流媒体被置于激烈的话语权竞争中，但因为其本身所拥有的丰富信息资源和强大社会公信力，主流媒体在引导舆论、动员公众、凝聚共识等方面发挥重要的正向作用，不仅能够建构出较为客观真实的风险图景，有效引导公众应对风险，而且还扮演了对社会风险治理机制和机构的监督角色，寻找决策本身、决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带来的不利之处，以促进决策的民主、公正与科学。这些优势与作用，都是自媒体无法比拟的。因此，主流媒体在网络风险传播中必须从以媒体为主导转变为以公众为中心，从“要你知道什么”转变为“你想知道什么”，运用互联网思维改进信息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提升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感，以实现高质量的网络舆论引导。（三）从传播渠道看，短视频在风险传播流量聚集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疫情期间，短视频成为许多足不出户的公众获取外界信息和娱乐的重要渠道。疫情期间，由于疫情相关信息的用户刚需，短视频平台呈现出媒体化趋势，在通报最新疫情、传播专家观点、科普抗疫知识、破除不实谣言等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截至10月18日，据不完全统计，在抖音上“新型冠状病毒”相关话题的视频总数超过31万个，播放总量超过375亿次。不同于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的长视频或者图文形式，短视频要求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进入故事核心、突出信息关键，从而具有极高的传播效率和快速传递要点的能力。[5]越来越多媒体和政务号入驻，打破了短视频平台传播内容以娱乐化为主的格局，开始向信息化方向倾斜。复杂的网络风险传播中，短视频以简单、直观的传播形式在风险科普、共情动员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首先其接入门槛较低，对于文化程度不高和老年人群体不会存在明显的信息鸿沟；其次因其画面剪辑紧凑、重点突出，多数配以背景音乐，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感官刺激，煽动性明显。因此，不论是主流媒体还是自媒体，甚至是普通公众各方纷纷利用短视频平台的流量优势，将其打造为风险信息的高效传播通道。（四）从传播效果看，专家成为网络意见领袖能够有效提升风险传播效果处在疫情风险情境中的公众由于缺乏对疫情相关知识的了解，形成了对专家角色的依赖。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专家群体成为了权威性的代名词，公众对于他们的信任度从不少谣言为增加可信性而冠以这几位专家的名头就可见一斑。毫无疑问，科学知识在界定风险时具有垄断性的支配地位，专家在风险传播中的主导地位是处于知识不对称的6公众所无法比肩的。在网络风险传播链条中，行业内专家型意见领袖不仅影响人们的想法和观点，还直接影响人们的情绪和行为。因此，将专家作为网络风险传播的意见领袖和网络舆论引导者，通过接受媒体采访、在自媒体账号直接发声等方式，给出准确的风险发展信息和积极应对的态度，可以在科普风险专业知识、引导公众理解并支持风险治理政策、减少恐慌稳定社会情绪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有个问题值得注意，作为意见领袖的专家之间会存在学术争论，也就是对风险定义的差异化可能造成公众风险认知的无所适从，可能是真理越辩越明，也可能是各执己见、各有市场，如何应对这种状况将是风险传播管理的一大挑战。（五）从传播受众看，应该科学对待风险传播中形成的“网络民意”一方面，从参与数量上看，在当前网络传播生态中，虽然普通公众被赋予了平等的信息传播权，看似众声喧哗，但信息扩散的速度和广度仍存在巨大差别，尤其在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的风险议题上，意见领袖、精英阶层依然掌握着传播场域的话语权，正所谓“人人都有麦克风但音量有大有小”；并且，网络上公开发声的只是一部分人群，仍存在“沉默的大多数”，加上网络推手、水军，甚至是人工智能评论，所以即使数量众多的网民参与了风险讨论并达成共识，也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现实意义上社会公众的意见。另一方面，从参与质量上看，面对未知和动态变化着的风险，公众对风险信息的筛选、求证和批判解读的能力有待提升，于是网络传播的从众效应更加明显，体现出来的网络民意往往具有理性非理性交织和易被引导的特点，也不能代表现实主流民意。因此网络风险传播中体现出来的“网络民意”存在少数与多数、真实与虚假的问题，应科学对待，避免被误导、绑架而出现舆论引导失误。■参考文献：意事项[1][R].刘海明人民网，,高杰.微媒体平台的疫情信息传播特点及注2020-02-25，http://media.people.com.cn/n1/2020/0225/c40606-31602527.html.略比较及后续应对[2]张文宏.张文宏复盘新冠肺炎[R].澎湃新闻，③2020-02-28：全球新冠防控策，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219784规范[J].[3]韩新华中国广播，.社交媒体参与社会风险治理：2020年第08期.契机、路径与中的风险感知和风险传播模型研究[4]章燕,邱凌峰,刘安琪,钟淑娴,[J].李介辰新闻大学，.公共卫生事件2020年第3期.2020-03-09[5]陈孟，.http://media.people.com.cn/GB/n1/2020/0309/c406疫情期间的融媒体传播特点分析[R].人民网，28-31624018.html
篇八：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网络舆情
第17卷
第1期2021年2月CompetitiveIntelligence竞争情报Vol.17No.1Feb.2021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徐
王玲玲上海交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院，上海20024摘要：本研究利用百度指数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舆情发展规律进行研究，采用Fisher最优分割法、变异系数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建构网络舆情时间、空间演变特征，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中网络舆情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舆情在时间分布上呈现四个阶段，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地区差异。舆情发展受到疫情严重程度、媒体报道数量、地区常住人口数及互联网普及率的影响，在本次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干预在舆情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舆情指数；时间演变；空间分布；影响因素TheTemporalandSpatialDistributionofOnlinePublicOpiniononCOVID-19PandemicandItsFactorsXUYi,WANGLinglingCulturalandCreativeIndustryManagementSchoolof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Shanghai200240,ChinaAbstract:ThisessayusedBaiduIndextostudythelawofpublicopiniondevelopmentofCOVID-19pandemic.Fisher"soptimalsegmentationmethod,coefficientofvariationanalysisandclusteranalysiswereusedtoanalyzethetemporaland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onlinepublicopinion.Themulti-layerlinearmodelwasusedtoanalyzethefactorsthatinfluencethetemporalandspatialdistributiondifferencesofonlinepublicopinions.*
本文系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信任对企业新技术采用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编号：71902113）研究成果之一。徐
女，上海交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化心理学、媒介心理学和网络舆情。电子邮箱：*****************.cn。王玲玲女，上海交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网络舆情、新闻与传播。11竞争情报
第17卷第1期TheresearchresultsshowedthattheonlinepublicopinionsoftheCOVID-19pandemicpresentedfourstagesinspatialdistributionandsignificantregionaldifferencesinspatialdistribution.Publicopinionswereaffectedbytheseverityofthepandemic,thenumberofmediareports,thenumberofresidentpopulationandthepenetrationrateoftheInternet.Theresultsshowedthatinthispubliccrisis,governmentintervention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developmentofpublicopinion.Keywords：COVID-19pandemic;publicopinionindex;thetemporaldistribution;thespatialdistribution;factors引言
2019年12月以来，我国陆续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给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民众更频繁地从网络上获取疫情信息，导致网络舆情危机和公共危机相伴而生。2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党中央就反复强调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网络舆情的发展具有聚合扩散、时空交汇[1]的特征，分析一定时间、不同区域的网络舆情，有助于责任部门根据舆情的演变规律和现实特点，制定出有效引导舆情的措施。本文基于网民搜索的百度指数，探讨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舆情在时空分布上的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引导提出建议。1相关文献与研究假设1.1网络舆情的定义网络舆情是舆情在互联网时代的新生产物，具有快速的传播时间、广泛的传播空间[2]等特征。目前，对网络舆情的概念，学者大体分为两类：一类将其定义为社会公意的表达，如王来华[3]提出的网民的“社会政治态度”，张克生[4]提出的“社情民意”在网络上的反映。另一类将网络舆情定义为各种表意的集12合，其中，以刘毅[5]为代表，认为网络舆情是公众在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件的各种情绪和意见交错的总和。后者对网络舆情概念的理解不仅扩大了公众话语权的范围，还强调了网络舆情的时空特性。在本研究中，我们采取后者的定义，即网络舆情是网民群体性的意识思想、意见和要求等的综合表现，并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
1.2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时间演变、空间分布特征此次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属于突发公共事件。李纲、陈璟浩[6]在对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研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回顾后认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除具备一般网络舆情的自由性、互动性、即时性等特点外，其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具有独特性；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三阶段、四阶段和五阶段模型,对网络舆情的时间演化特征进行分析。比较典型的有潘崇霞[7]将网络舆情的时间演化过程简化为初始传播阶段、迅速扩散阶段和消退阶段三个阶段，并对各阶段的特征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宋海龙等[8]从网民情绪变化出发将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发展过程划分为形成阶段、高涨阶段、波动阶段和淡化阶段四个阶段。五阶段模型中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9]的总结较为经典，认为网络舆情遵循“形成期—爆发期—高峰期—反复期—消散期”的过程。受信息全球化和互联网无边界论的影响，突发公
徐
王玲玲.
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共事件网络舆情的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还明显不足。
现有的研究以滕文杰、刘国巍、周妍等人为代表，滕文杰[10]筛选2011—2013年发生的11个典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其网络舆情的空间分布情况，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网民数越多的省份，网络舆情网民关注度越高。刘国巍等人[11]以上海12·31踩踏事件为例，首次运用空间计量学中的Moran’sI指数实现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的空间定量分析，研究发现非常规突发事件发生地邻近地区具有“高峰型”空间集聚特征。周妍[12]的研究发现，在疫情严重的省份，网民对H7N9疫情的关注热度更高，除此之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区域，网民的关注程度也越高。从现有文献分析来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时间维度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但以综合概况为主，缺乏具体事件的针对性研究，而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空间维度研究尚处于兴起阶段。本文对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时空特征演化的研究有利于推动对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发展的认知，进而形成合理应对策略。
1.3影响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时空分布的因素
现有关于网络舆情的影响因素研究多从舆情要素出发。学者们提出了“三要素[13]”“四要素”“五要素[14]”和“八要素[15]”等多种观点。其中，张一文等人[16]提出的“四要素”观点更具有普适性，认为事件本身、政府、媒体和网民是影响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主要因素，该观点后来不断得到诸多学者的认同，并加以运用。
“舆情事件本身[17]”是网络舆情形成的根本性因素，会影响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速度、强度、范围和衰退速度。此次疫情的严重程度对网络舆情的时空演化起决定作用；不同省（区、市）政府对舆情事件的干预程度[18]直接影响着网络舆情的时空分布。舆情事件发生后，媒体的集中报道[19]对舆情热度有推波助澜的作用。鉴于此，本文从事件本身、政府、媒体三方面分析其对新冠肺炎疫情网络时空分布的影响，提出实践与应用
假设H1、H2、H3。
H1：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程度对网络舆情的时空分布差异存在影响；
H2：政府干预程度对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时空分布差异存在影响；
H3：媒体报道数量对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时间演变存在影响。除此之外，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地区分布还会受到地区属性的影响。滕文杰[20]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网络舆情指数越高；刘国巍等人[21]发现人口基数、受教育程度及网络基础设施对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的空间分布有影响；周妍[22]将地区健康水平纳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因素。鉴于此，本文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常住人口数”“人均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和“网络基础设施”这些地区属性对网络舆情空间分布的影响，如图1所示，并提出假设H4。
H4：地区属性对新冠肺炎网络舆情的空间分布存在影响。事件本身疫情严重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媒H1常住人口数媒体报地体
道人均受教育程度区属数H3网络舆情量时空分异H4健康水平性网络基础设施H2政府干预程度政府图1新冠肺炎网络舆情时空分异影响因素假设模型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2.1数据来源与变量（1）因变量：网络舆情指数本文使用百度指数平台提供的“搜索指数”来表13竞争情报
征网络舆情指数，数据采集以天为单位，采集时间为2019年12月9日1—2020年3月9日（全国疫情基本稳定），采用直接取词法，将“新冠肺炎实时动态”+“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最新消息”作为组合关键词，在百度指数平台中进行搜索，得到此次疫情在全国水平的网络舆情指数92条和31个省份层面内的网络舆情指数2852条。根据百度指数对网民个体特征的统计，关注此次疫情网络舆情网民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0~39岁（75%），其次为40~49岁（15%），男性（55%）略多于女性（45%）。（2）自变量：疫情严重程度、政府干预、媒体报道、地区属性疫情严重程度：本文使用省域当日新增病例数据来表征疫情严重程度，数据来源于各省级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病例数据的采集时间为2020年1月20日—2020年3月9日，包括31个省份92天2852个条病例数据。政府干预：本文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政府的干预级数来反映政府的干预程度。我国政府此次采取分区分级差异化的疫情防控策略，各省（区、市）将应第17卷第1期急响应级别分为一级（特别重大）、二级（重大）、三级（较大）和四级（一般）四个级别。本文将其重新编码，其中一级为5，二级为4，三级为3，四级为2，未实施干预为1。政府干预级数数据以省（区、市）健康卫生委员会官方公布的信息为准。媒体报道：本文以百度指数平台统计的“媒体指数”数据来表征媒体报道情况，“媒体指数”是当天各大互联网媒体报道的新闻中与关键词相关的、被百度新闻频道收录的数量，可以客观反映媒体报道的数量。地区属性：省域层面的地区属性值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数据采集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常住人口数”“人均受教育程度”“地区健康水平”和“网络基础设施”的量化指标。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测量，人均受教育程度以“人均受教育年限”测量，地区健康水平以“死亡率”测量，由于本文考察的网络舆情指数以互联网为基础，所以网络基础设施的情况以“互联网普及率”测量。本文统计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相关数据指标及描述性分析如表1所示。表1相关变量指标说明及描述性分析维度指标网络舆情指数事件本身政府干预媒体报道疫情严重程度政府干预程度媒体报道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常住人口数地区属性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网络基础设施指标说明各地区每日百度搜索指数各地区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个）各地区政府干预级数全国每日媒体指数人均GDP（人民币元）人数（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年）死亡率（‰）互联网普及率（%）平均值41250282.8323846525345048.766.1751.37标准差624313271.9144332865328441.020.8010.56最小值0010313363435.284.5537.40最大值361487137975136451402111134611.487.5476.78～1～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联合发表EarlyTransmissionDynamicsinWuhan,China,ofNovelCoronavirus–InfectedPneumonia指出最早2例发病病例出现于2019年12月9日左右。14徐
王玲玲.
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2.2研究方法（1）Fisher最优分割法
Fisher最优分割法是在不破坏数据序列连续性的基础上，利用测度数据组内离差平方和最小、而组间离差平方和最大进行分割。本文采用Fisher最优分割法划分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时间演化阶段，首先将数据标准化，接着计算极差（变差）矩阵，然后进行最优分割，最后确定最优分割段。（2）变异系数分析变异系数用于表征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离散程度，揭示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分异状况，计算公式为：（1）其中，Cv表示变异系数，表示标准差，Xi表示i省（区、市）新冠肺炎疫情的舆情指数，表示中国31个省（区、市）舆情指数的平均值，n为31。变异系数越大，则网络舆情的省份差异越大。（3）Q型聚类分析
Q型聚类分析是根据观察值和变量之间的亲疏程度，将最相似的对象结合在一起，以便对不同类样本进行分析。本文将31个省份作为观察值，将统计期间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指数均值作为变量来分析，然后采用组间联结的聚类方法，对数据进行聚类分析。（4）多层线性模型本文将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对统计期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不同日期的观测数据形成嵌套在省级地区层面，建立以下方程：第一层
（2）第二层（3）合并
（4）式（2）是第一层次，表现为第j个组织（时间背景）单位中的第i个个体的Yij受组织（地区背景）内预测变量Xij的影响。是截距项，可理解为j组织内Yij的平均值。是斜率项，表示预测变量Xij每变化一个单位，Yij平均变化多少。实践与应用式（3）是第二层次，它是建立在组织（时间背景）基础上的，表现为不同组织（时间背景）的截距项、斜率项是否一致。和分别是和的随机成分，也代表了第二层次组织（地区背景）之间的变异。式（4）是把式（2）嵌套在式（3）后的结果。3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3.1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时间阶段我们利用MATLAB对新冠肺炎网络舆情指数数据做Fisher最优分割处理，由于数据量较大，我们将92天每5天取平均数，进行时序迭代计算，计算获得的极差矩阵为Dt=[0,0,0,0,0,0.004,0.008,0.0152,0.3263,0.9254,1.000,0.9647,0.9072,0.7463,0.4907,0.3555,0.2805,0.2204]。在最优分割时段对应的期间内，根据指数变化系数的分析，确定最优分割日期。设指数变化系数为a，a=e[P(n,k)]/e[P(n,k+1)]，其中，e[P(n,k)]=min2≤t≤n
{D(1,t-1)+D(t,n)}，k表示最优分割段数，n最大为18。当a越大，k+1段的效果比分成k段的效果越好，同时最优分割段数必须通过F检验。通过计算验证，我们得到的最优分割段数k=4，最优分割日期分别是1月18日，1月24日和2月16日。根据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指数时间演变特征，我们将其时间维度的演化路径分为形成期、高涨期、波动期、淡化期四个阶段，如图2所示。第一阶段是形成期（2019年12月9日—2020年1月17日）。这个阶段突发公共事件有时会有些端倪，但更多的是难以察觉，只有极少数人会关注“以往”与该突发公共事件类似或相关的信息。1月17日之前，只有极少数网民关注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存在。
第二阶段是高涨期（2020年1月18日—1月23日）。这个阶段突发公共事件产生的危机已经暴露，网络舆情会“脉冲式”迅速增长，绝大多数网民通过互联网平台获悉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的有关信息以满足自身的信息需求，舆情指数开始出现猛增，1月19日起迅速攀升。15竞争情报
网络舆情指数/千450040003500300025002000150010005000第17卷第1期形成期高涨期波动期淡化期1月18日1月24日2月16日第三阶段是波动期（2020年1月24日—2月15日）。这个阶段网络舆情呈现波浪式发展，即发展到一定高潮后，会经历一定时期的下降，但受某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又会出现新的发展，并进入另一个高潮。这个时期网民对政府相关措施的反应会助推舆情指数跌宕起伏的发展。第四阶段是淡化期（2020年2月16日—3月9日）。这期间网络舆情呈现“幂律衰减”分布，具有典型的网络关注长尾特征。在没有新的刺激因素介入时，多数网民的关注度会逐渐减弱，但有一些网民因
“路径依赖性”而产生行为惯性，会继续关注。这时要密切防范一些新的刺激导致新冠肺炎网络舆情的再度复苏。3.2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空间分布经计算，各省份之间网民舆情指数的变异系数是0.6480，大于0.5，表明各省份网民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关注度差异较大。我们对各省域舆情指数做Q型聚类分析，如果将31个省（区、市）舆情指数分为三类，得到如表2所示的聚类分析结果，广东、山东、江苏、河北、四川、河南、浙江为一类；海南、宁162019年12月209日19年12月201619日年12月202319日年12月3020日20年1月206日20年1月201320日年1月202020日年1月2720日20年2月203日20年2月201020日年2月201720日年2月2420日20年3月202日20年3月9日时间节点图22019年12月9日—2020年3月9日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指数夏、青海、西藏为一类；剩下的省（区、市）为一类。表2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省域分布聚类分析结果类别第一类省（区、市）广东、山东、江苏、河北、四川、河南、浙江北京、辽宁、安徽、湖南、湖北、黑龙江、山西、上海、陕西、江第二类西、福建、吉林、重庆、云南、内蒙古、贵州、广西、甘肃、天津、新疆第三类海南、宁夏、青海、西藏低中网络舆情指数高我国新冠肺炎疫情起始于武汉，但从空间分布的情况来看，并未形成以“武汉”为中心的网络舆情空间集聚现象，网络舆情指数高的地区包括广东、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还有位于我国中部平原的四川和东北部的河北。网络舆情指数低的地区主要包括青海、西藏、宁夏和海南这四个人口小省；其他省份的网络舆情指数处于中间水平，遍布我国东、南、西、北四方，可见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得到了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关注。
徐
王玲玲.
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实践与应用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以下
结论。第一，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时间演变特征符3.3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时空分布差异的影响
分析通过相关文献研究，本文考虑四个维度的因素对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指数时空分异的影响，包括事件本身、政府干预、媒体报道和地区属性。在模型1中，加入事件本身因素（新增确诊病例数）、媒体指数和地区指标；在模型2中，加入政府应对措施。分析结果（表3）的模型1显示，新增确诊病例数、媒体指数和地区指标中的常住人口数和网络普及率能有效地预测网络舆情。在模型2中，增加了政府干预程度变量后提高了模型的有效性，疫情严重程度的显著性下降。合突发公共事件四阶段传播的模式。在舆情形成期，大部分网民对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知觉；但在舆情高涨期，网民的网络舆情指数在短期内激增，并在波动期经历了四次“高潮—下降—发展—高潮”的周期波动；在舆情淡化期，网络舆情开始“幂律衰减”。第二，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变异系数大于0.5，空间分布上未形成以“武汉”为中心的集聚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遍关注。同时，相关舆论在不同阶层的网民中得到了广泛关注。各地政府根据疫情的严重程度、可控性及影响范围动态调整防疫等级，使得对疫情的关注具4研究结论与建议4.1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百度指数，对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有普遍性。第三，政府干预在舆情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模型1指出，媒体指数、疫情严重程度、地区属性变量中的常住人口数和互联网普及程度，对网络舆情指数构成正向影响，即有更多的媒体报道、有更加严重的表3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指标系数事件本身媒体新增确诊病例数媒体指数四级应急响应政府干预三级应急响应二级应急响应一级应急响应人均GDP常住人口数地区属性教育年限死亡率互联网普及率样本数卡方值
ICC(地区)0.0608.15***979.1522.581639.78***28521805.5400.0170.0880.521930.2342.073239.51911.35***7.38***模型1标准误2.7780.195系数4.31*3.98***NA31923.12***28249.37***71513.43***-0.0158.02***252.9962.59814.62**28524992.6300.039模型2标准误2.1400.167NA3355.0833223.4931566.6700.0890.5271964.7072.11244.007注：***p<0.001,**p<0.01,*p<0.05；NA表示未涉及，死亡率单位为百万分之一，其中政府干预：参照组=未实施干预。1竞争情报疫情威胁、有较大规模网民群体的地区往往网络舆情
更为沸腾。而模型2中，加入政府干预因素的模型更加具有说服力，同时，疫情的严重程度显著性下降，即政府的干预相对于疫情发展而言，起到很重要的引导舆论的作用。4.2舆情引导建议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引导上承担主要责任，媒体作为政府信息的传播端口，也具有较强的公信力。本文根据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从网络舆情的时间阶段和地区分布两个维度对政府的舆情引导策略提出建议。第一，在网络舆情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要因时制宜采取不同的引导策略，有效地进行动态引导。在网络舆情发展的形成期，政府要提高预判能力，建立健全舆情传播的预警机制，通过打造具有良好公信力和信息透明度的媒体，把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在本次疫情舆情形成后期，我国政府及时把握了舆情发展的主动权，掌握了信息发布的渠道和窗口。政府仍要继续提高对隐藏的危机信息的研判能力。网络舆情发展到高涨期，舆情信息迅速扩散，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纾解网民情绪至关重要。疫情带来海量难辨真假的信息，泛滥的谣言快速传播，亟需及时、公开、透明的信息源。政府应当积极打造辟谣平台，提供民众需要的信息。我国政府在此次舆情高涨期效率较高，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使得舆论往有利于平息疫情的方向发展。在网络舆情的波动期，突发公共事件转向处置过程，政府措施的合理性、有效性、公平性等受到网民持续的监控。政府要强化解决危机的能力，及时响应与解决问题。在此次疫情网络舆情的波动期，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分区分级差异化疫情防控工作，同时发布面向个人、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地方财政的多项措施，疫情得到有效缓解，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18第17卷第1期在网络舆情的淡化期，网络舆情呈现“幂律衰
减”趋势，但由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性，我们不能排除一些新的刺激导致网络舆情的再度复苏，政府仍要密切关注舆情动向，科学地建立群众反馈机制，做好后续网络舆情的跟踪与经验总结工作，要积极组织社会媒体对网络舆情进行分析和监控，使网络舆情稳定、淡化。第二，政府要充分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对舆情的引导策略做出合适的调整，实现舆情引导的最佳效果。不同省市的网民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关注度存在差异，对于信息的需求也存在差异，这提示各地政府部门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舆情引导措施上要有针对性，做到根据当地疫情和舆情趋势呈现的规律进行动态引导。对疫情严重地区，政府更要多关注群众的想法、言论，利用网络媒体及时与网民形成有效的沟通。在利用中央媒体进行统一化的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应该充分利用地方性媒体针对本区域民众的信息需求和诉求进行具体的回应。总之，政府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要切实把握好疫情传播中网络舆情的时空特征，在舆情引导、信息发布过程中，充分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做出合适的调整，保障舆情引导的效果又快又好。参考文献：[1]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如何应对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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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王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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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九：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网络舆情
学术探讨重大疫情中舆情引导与网络信息治理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周祎（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广与普及，网络平台成为公众议论社会问题的主要阵地。多媒体时代信息繁杂，真假难辨，网络舆情容易引发社会问题。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提出完善舆情引导机制、明确主体权责、坚持正确发声等舆情引导措施，旨在为该类事件的舆情引导提供参考，营造良好的网络信息环境，更好地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关键词：重大疫情；舆情引导；网络信息治理；新冠肺炎疫情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883（2021）05-0080-022020年春节，正值新冠肺炎在全国范围内肆虐之际，公众对此事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各种舆情信息铺天盖地，一些网民利用大众在疫情中的疑病、从众、恐慌与焦虑的心理，散布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言论，一时间造成网络秩序混乱。因此，在重大疫情中加强网络舆情引导已迫在眉睫。一、重大疫情成为热点舆情事件的原因重大疫情成为热点舆情事件，究其原因有四：第一，网络平台的开放性为舆情信息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网络社会，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微博、微信、QQ等信息传播平台迅速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渠道，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第二，随着社会飞速发展，人们对于“吃、穿、住、行都能放心，身心健康，实现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强烈，而重大疫情的暴发触及了公众的敏感神经，使其产生的恐慌、压抑和不安全感急需得到释放；第三，重大疫情网络舆情影响具有反复性，人们通过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联系到以往的传染病疫情，同类事件的爆发容易引起连锁反应；第四，重大疫情关乎社会福祉，与公众的切身利益与生命安全紧密相连。二、重大疫情中产生的舆情危机表现（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下降重大疫情与社会稳定紧密相关。政府在应对危机与风险的过程中，能否及时透明地发声，是评价政府公信力强弱的一大标准。应对危机时，政府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就可以增强公众的认同感；反之，则会丧失公信力，引发一系列舆情讨论。在重大疫情面前，网络是网民发泄情绪的主要阵地。网民可以时刻在网络上监督政府行为，只要政府在疫情防控中表现不当就会引起公众的不满，产生信任危机。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遭训诫，大量负面信息扑面而来，使得地方政府遭受了公众的广泛质疑。这不仅造成了政府公信力下降，也导致了舆论的尖锐化。（二）网络谣言层出不穷80我国网民数量极其庞大，素质参差不齐。网民的社会经验、知识水平、价值取向的不同直接影响着网民对于信息的认知和理解。面对舆情事件，部分网民难免会理性不足，加之网络舆情传播具有自发性，容易引起恐慌情绪的传播，网络言论容易产生极端化、非理性化的现象，造成舆情信息被过分解读甚至被扭曲。除此之外，绝大部分网民为青年人，他们善于在网络表达自身诉求，会在网络中寻求压力的释放，这也导致网络舆情危机的出现具有不可控性，网络谣言也随之诞生。网络信息的接收者同样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只要有人散布谣言，一传十，十传百，便很可能滋生出社会不稳定因素。在重大疫情面前，网络谣言的传播不仅加剧了公众的恐慌，还对社会稳定、网络信息治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三）公众恐慌行为出现公众的恐慌行为是公众对于恐慌情绪的正面回应，是一种自发性的行为表现。在重大疫情中，网络舆情容易诱发网民的极端化思想，点燃新的舆论导火线。尤其是在网络谣言已经产生的情况下，公众更容易产生极端化的恐慌行为。比如，疫情中人们对于双黄连抢购热潮的舆情讨论、双黄连抑制的不是“病毒”而是“智商”的舆情传播，都是公众对恐慌的一种回应，是网络舆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三、重大疫情中政府处理舆情危机存在的问题（一）反应迟缓，舆情重视程度不够我国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网络系统，网络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在逐步完善。但是，不管从群体事件、公共安全事件还是社会事件，我们都必须领悟到一个道理——网络平台正在成为舆情危机的发酵地。因此要重视初始阶段的网络舆情管控，加快舆情引导步伐。重大疫情中，各种相关信息的转发与跟帖，使舆情信息快速发酵，政府的任何言行都会暴露在公众面前。政府是社会矛盾的管理者与调节者，相比于疫情本身，公众更加重视的是政府如何解决这一问
第12卷第5期2021年03月题，政府有责任在掌握全面信息之后第一时间作出回应。舆情发生之后，相关部门需高度重视突发状况的网络舆情管理，妥善防范化解各种矛盾风险，而不是无视舆情的发酵。（二）鸵鸟政策，处理舆情办法欠妥鸵鸟政策也就是“三不”政策，即不解释、不回应、不理睬。现在仍有个别官员对媒体是防范的、消极的、被动的，他们不会用现代的方式善待和运用媒体，要不然就是“把它管住”，要不然就是“随它而去”。然而现在“少说话”“不说话”已经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态势了［1］。舆情发生之后，政府只有化被动为主动，妥善处理舆情信息，才能消除信任危机，获得更强的认同感。（三）一再否认，舆情引导失去优先权一方面，受传统政绩评价体系的影响，报喜不报忧；另一方面，受传统功利主义思想影响，存在侥幸心理，试图逃避责任，导致了重大疫情中的一再否认。网络不仅是民意的汇集平台也是政府进行舆论引导的平台。有关部门在面对突发状况时的一再否认等于放弃舆情的优先引导权，这给舆情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契机。有关部门只有改变一再否认的做法，掌握舆情引导优先权，才能把舆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四、重大疫情中舆情引导与网络信息治理的有效路径（一）建立舆情预警机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重大疫情下的网络舆情相对于其他事件的网络舆情来说发展较快，影响较大，因此，政府在思想上需重视突发状况的网络舆情，增强忧患意识，建立完备的舆情预警机制，提高舆情危机的监测能力和防护意识。（二）信息处理妥善透明，构建明确的权责体系新时代的国家治理必须体现现代化建设，要改变传统的功利主义思想，改变政绩观。人民健康是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民生问题、安全问题不能急功近利。重大疫情中，利己主义的鸵鸟政策显然违背了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观，保证信息公开透明在增加政府公信力的同时也是平息网络舆情最有效的途径。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社会灾害，信息透明都是稳定人心、避免横生枝节的有力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压实互联网企业的主体责任，决不能让互联网成为传播有害信息、造谣生事的平台。要加强互联网行业自律，调动网民积极性，动员各方面力量参与治理”［2］。在重大疫情中，网络舆情处理涉及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企业组织等各个方面，单一部门往往会出现形式化问题，这Vol.12No.5March2021就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加强沟通。另外，必须明确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网民在网络舆情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平衡好权责主体之间的关系。政府不仅要利用好主流媒体，还要注意与网民的沟通方式，真实坦诚地进行舆情引导，明确“谁管理，谁负责”的权责体系。（三）积极正确发声，加强网络法治化建设作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新闻媒体肩负着新闻传播、引导舆论以及服务大局等职责［3］，因此要坚持积极正确发声。一方面，政府需要与新闻媒体打好交道，实事求是，营造主流舆论思想；另一方面，要与自媒体平等合作，加强网络媒体对舆论的引导力，坚持新闻专业主义，避免公众对事实的歪曲解读与非理性的情绪发泄。网络空间是亿万网民共同的精神家园，是各种利益的交织场［4］。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对于舆情引导危害重大，多当下数自媒体还未实行实名制，无中生有、恶意曲解、肆意造谣的现象给舆情引导工作增加了不少难度。因此，政府需要加强法制监管，督促自媒体加强技术创新，加快网络实名制步伐。对于恶意散布谣言、制造恐慌的网民及媒体，要运用法律进行严惩。五、结语网络社会下，众口难调，负面网络舆情的危害不亚于一个社会事件的危害，积极引导网络舆情，维护公共网络安全，加强网络信息治理，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因此，要不断完善舆情引导机制，妥善处理舆情信息，明确权责主体，积极正确发声，加快网络法治化建设步伐，共筑清朗的网络空间。参考文献：马静.网络舆情：忌用鸵鸟政策应对——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喻国明［J］.人民论坛，2011（33）：22-23.习近平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J］.中国共青团，2018（05）：4-6.向春秀.“政贵有恒”理念在新闻媒体党建工作中的融入探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5，6（10）：277.支振锋.光明时评：织密清朗网络空间的规则之网［EB/OL］.人民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5202522481679296&wfr=spider&for=pc，2020-01-09.作者简介：周祎（1996—），女，湖南永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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